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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一人抱一下,也可以抱住武汉的 作者 / 苗睿好

  2月18日,武汉市百步亭社区,一名穿雨衣的居民走过。由于防疫物资紧缺,雨衣成了很多武汉人出门防护的选择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赵迪/摄

  1月23日,武汉宣布封城后3小时,郝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nCoV Relief(后改名“NCP生命支援”)志愿者招募书,当天有近2000人报名。

  黄快快成了第一批志愿者,她曾在武汉读大学。她想到的是平日搭乘的武汉公交车快到“飞”起,人们“过早”,端着一碗热干面边走边吃。“武汉人的精气神儿特别足,这一次感觉武汉突然虚弱了。”

  她所在的组里,超过一半是大学生。打出第一个电话时,有志愿者紧张得连自我介绍都没说利索。手机通话记录显示,2月5日这天,一名志愿者打了100多个电话联系床位,都没有得到结果,后来她看到手机就反胃。

  最初,她们和大部分患者家属一样,对入院流程办理并不清楚,“手忙脚乱,谁的电话都打”。社区、街道、医院、区防疫指挥部、市长热线、地方卫健委,她们把电话号码按了个遍。

  赵粒接手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个姑娘,她迫切需要为外公外婆找两张床位。外公核酸检测为阳性,外婆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,但是核酸检测为阴性。

  这是前期典型的求助者画像:老年人、确诊或核酸为阴性的危重症、没有床位。

  有人分享经验,要先联系到有床位的医院,再找社区开转诊单。她焦头烂额忙完第一步,却被社区通知“根本不知道转诊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”。

  在志愿者看来,“经验”不仅在武汉的不同行政区、甚至不同街道间都无法通行,并且会很快过时,因为“武汉的情况也是一天一个样”。志愿者群里共享的政策、医院床位和接收情况的信息一直在更新,并标明“某天某时”。

  “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联系,我们可能在补一个信息的缺口。”黄快快说,很多患者当时处于比较焦虑和慌乱的状态,既没有精力逐个医院地去找床位,也无暇梳理信息。有患者根本不知道入院流程。

  她们把媒体、其他志愿服务团体等公布的救助渠道一并发给患者,“都试试,不知道到底最后哪个能起到作用。”

  让志愿者刘布感到困难的是本身患有其他疾病的疑似或确诊患者,“定点医院只收治新冠肺炎患者,其他医院不收治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的患者,所以就比较麻烦”。

  赵粒能感觉到患者家属也在一直催社区。电话接通,她刚报出患者名字,工作人员告诉她已经将情况上报。她紧张地问了一句,患者在家里隔离,社区能提供什么防护呢?

  “什么都没有。”电话那头的社区工作者说自己仅戴一个普通口罩,防疫物资只有口罩和84消毒液。没有防护服,有社区工作者穿着厨房的围裙站在了防疫一线。

  社区工作人员谢飞和同事们的工作压力也大到了极点,每天填各种表上报给不同部门、照顾特殊群体就医、联系物业安排消毒杀菌,保证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与供应。四类人群没有完成“应收尽收”之前,居民指责他们不作为。

  “工作初期,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,确实像打乱战,都在努力,只是不知道怎样才更有效。”谢飞回忆道,“那时候的现实情况就是确诊的还没有收治,已经确诊的病人,上报两天了,还在家里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后来,他们上门给不愿去隔离的密切接触人员做工作,对方表示,自行去不去;酒店自带被子不去;只给矿泉水没有热水的不去,反正就是不去。

  “有时患者会把社区工作者放在他的敌对面,因为他那个时候需要一个情绪的支撑点,他下意识地认为,我没有被安排入院,是社区的问题,社区没有给我上报等。”黄快快说。

  “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好累,看不到头。为什么就没有床位?我那时候恨不得去造床了!”她担心很多人可能等不到床位,或者入院就危重症了。

  “比如前一天求助的人今天过来跟我说,我已经住上院了,我就会觉得,他们在变好,就觉得挺开心的。”刘布说。

  赵粒做志愿者第三天晚上,收到求助者信息:“我外婆快不行了。”

  “我当时感觉整个人被那种巨大的愧疚感吞噬了,感觉好乱,怎么办,打120去急诊还是继续找床位住院?”赵粒捧着手机,给社区打电话,再给街道打。患者提出想住离家更近的武昌医院,她就给医院反复打,问能不能去住院,能不能有病床,不要只是急诊拉回来。

  打完一圈以后,她给自己做一会儿心理建设,然后继续打电话催一遍。凌晨3点,老人被医院收治。她松了一口气,尽管不确定自己在推动事件的解决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。

  也有人没那么幸运。有时找了几天都没有床位,求助者对一名志愿者说“想放弃了。”她回复对方,我会继续想办法的。然后再去搜集信息,打电话,并给他们汇报进展。刘布也遇到过,求助者的需求从两张床位变成一张——一位已经去世了。

  当志愿者多日后,她有了种很复杂的心情,“你想发一个很轻松的朋友圈,但是你想到还有一群人就是那么惨,我就突然感觉这种快乐就很不应该”。

  督导每天对志愿者进行技术指导和情绪支持。“你要相信你的生活跟电话那头的生活,其实是两个生活,你是在听别人的故事,”陆小芸说,“督导一直让我们划清专业跟同理心的边界。”

  黄快快和志愿者们明显感受到变化是在方舱医院建成后,开始“应收尽收,应治尽治”,群里的求助信息少了很多。

  一名志愿者每天都关注与疫情相关的新闻,“像从谷堆里寻找一根救命的稻草”。她意识到,白纸黑字的文件牵扯的是鲜活的生命,是无数家庭的希望。2月12日,湖北省卫健委首次公布新冠肺炎临床诊断病例具体数字。根据《新冠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5版)》,湖北省内可以以CT影像作为确诊依据时,她立即拨通了那些CT影像显示感染、“排队做核酸”求助者电话。

  形势慢慢变好。2月下旬开始,志愿者也结束了24小时待命的状态,群里实行值班制度,每4小时进行一次轮班。

  “应收尽收”之后,求助的患者多是非新冠肺炎的患者,他们可能需要透析、化疗或是因为其他疾病需要住院,也有新的生命即将来到这座城市。也有人提出买药方面的需求。

  这两天,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开始担心去复查的事,比如万一没完全康复会不会再被隔离到医院治疗。

  赵粒习惯和对方聊日常生活,她帮助过的一位阿姨也给了她做志愿者的动力,有互相治愈的那种感觉。“阿姨思考很多问题,比如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再去检查应注意什么,如何做好检测前的隔离等”。这也让她意识到,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她们,不要小心翼翼“怕把对方碰碎了”。

  “成为志愿者之前,是愤怒又无力那种感觉。”赵粒说,后来加入了以后就变成了很微观层面上的关注。“很多事情可能没有答案,但是还是要去做,后面就会发生一点变化。”

  如今,一天比一天好了。有阿姨表示,疫情结束之后,她要去广场上跳舞,舞伴都等她很久了。

  陆小芸说,自己之前对武汉的全部印象就是——“武汉是一座很热的城市”。这次她看到了这个城市痛得最深的地方。“大家都很渺小,但是我们一人抱一下,也可以抱住武汉的。”

  (应受访对象要求,黄快快、谢飞、刘布、赵粒、陆小芸均为化名)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【编辑:苑菁菁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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